西方民主衰落之相
西方各国非自由政治家的出现，已经预示着民主的终结。在美国，特朗普在试图推翻其在2020年輸掉的那场选举结果后，正竭尽全力在2025年重返白宫。在法国，不止一位，而是两位极右翼民粹主义分子正在竞选总统。而在意大利，当意大利民众在2023年举行投票时，联盟党的萨尔维尼和“后法西斯意大利兄弟会”的梅洛尼将有力地竞争总理。
像美国右翼政治和媒体人员一样，萨尔维尼、梅洛尼和法国“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都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致以敬意。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毫不掩饰地效仿欧尔班的非自由主义品牌。
但我们对民主衰落的担忧是否准确？事实上，从民主到暴民政治的堕落才是更直接的威胁，暴民政治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公元前2世纪创造的术语。暴民政治的根源是，政客利用廉价的礼物和诱导性言论，来吸引那些不在意自由的选民。
在波利比乌斯之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致认为，不断变化且容易操纵的公众情绪可能影响到民主。我们这个时代称之为民粹主义，这个标签让我们可以将民主倒退的所有责任转嫁给特朗普、勒庞和萨尔维尼等民粹主义人物。但尽管上述政客煽动对移民的恐惧并分化公众舆论，他们并不是在真空中操作。他们的政治成功应归功于选民（就特朗普的情况而言，应归功于许多美国保守派精英人士）。
21世纪暴民政治往往超越了经典民粹主义，并将范围更广的公共生活牵扯其中。上述进程今天有三个突出症状。首先，掏空主流政党，导致政策方案模糊化并限制出现新领袖的途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共和党；但在过去两次总统竞选中，哪怕目前的时代似乎更需要新人物和新想法，民主党也一直坚持选拔支持建制派的人。
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霸占了传奇的保守党，先是散布有关英国脱欧的谎言，而后又通过助长人们的错觉，让民众认为脱离欧盟既有益又轻松。这样的领导人在国家处于疫情封锁时可以毫无顾忌地举办或参与派对，也毫不出人意料。
意大利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那里的主流政党经常需要召集技术专家来管理复杂的危机，具体的例子包括2011—2013年的总理马里奥·蒙蒂和现在的马里奥·德拉吉。最近政党间和政党内部因选择新国家元首而产生的混乱，进一步证明了罗马的政治阶层已经无能到何种程度。只有通过让不愿继续担任该职务的马塔雷拉连任总统，各党派才能打破僵局。
媒体退化是民主衰落的第二个主要症状。当媒体机构变得偏袒、两极分化和肤浅（利用耸人听闻和恐惧来抢占市场份额），民主制度就会受到打击。如果一个社会出现政治两极分化，出版社和编辑就会看到煽动志同道合群体的商业机会。煽风点火成为一种商业模式。就像时任CBS首席执行官莱斯利·莫恩维斯在谈到2016年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时所说的那样，“这或许对美国不利，但对CBS而言却是件好事”。
第三个症状是社交媒体闲聊主导了政客的决策和观点。作为一名记者，我自己就认识不止一位沉迷于推特的著名领袖，他们用一天的很大部分时间来阅读推文。虽然他们的选民继续生活在真实世界，但推特却成了他们的现实。
政党被掏空的政治体制更有可能屈服于上述压力。因为体制越来越难以解决长期问题，导致公众舆论越来越不稳定，从而形成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噪音、低效、媒体玩忽职守、言论激进和政治方案短视的恶性循环趋势。
这是通往暴民政治的公式。在死去22个世纪后，波利比乌斯摸透了我们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