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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与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

1971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成立。2021年正值翻译研究中心成立50周年。首先我想在此祝翻译研究中心生日快乐，薪火相传，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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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夏天，我有幸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暑期班的日程设计非常紧凑，上午是专家上课，然后是学员分组讨论，下午是专家与学员的互动。几天学习下来，我们充分领略了王宏志、胡志德、沈国威、邹振环、黄克武五位大咖的学术魅力和人格魅力，全是干货，收获满满。开班之前，我曾向黄克武老师邮件请教问题，很快收到回复，并推荐我的文章发表（具体情况下文详述）。课堂上，邹振环老师对我提出表扬，晚宴交流的时候也对我给予很大的鼓励。王宏志老师强调做研究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以及做年表的重要性，让我受益匪浅。老师们的专业精神、敬业精神、团队精神和提携后学的精神，都深深感染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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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班的学员来自不同的学术背景，有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记得还有学理科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不同思想的碰撞，很有启发。本次暑期班，我们不仅收获了学术，收获了思想和方法，而且收获了友谊。暑期班的同学们自称是翻译史研究的“黄埔四期”。现在大家的研究都做得有声有色，经常联系，相互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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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好根据地，稳步拓展

2013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有幸成为赵稀方老师的学生。考博之前，曾拜读赵老师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和《翻译现代性：晚清到五四的翻译研究》，很是震撼。专业课外，考试科目还有一门《中国文学史》，主要考中国古代文学史，当时主要复习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我看了两遍之后，完全不得要领，把握不住重点。只能狠下功夫，考试之前看了七遍，基本能够背下来，由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家底有了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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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幸运，第一次考博就成功了。上学后，按照老师开的书单看书。其中一项要求，是阅读大量的原始报刊。报刊是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差异。从唐弢先生、杨义先生到赵稀方先生，阅读一手报刊是师门的一个优良传统。记得自己看的第一种期刊是《新月》，博士论文选题，最初想做“新月派诗歌翻译研究”。当时赵老师问我：能否超越现在的研究？我没有信心，感觉很难超越，后来就放弃这个题目了。师门中有很多做抗战翻译研究的，高云球师姐做《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郭刚师兄做《上海孤岛时期翻译文学研究》。我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跟赵老师商定，接着师兄的题目做，研究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首先，我从一手文献史料入手，经常到社科院研究生院图书馆、文学所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现在想想，当时挤地铁、翻报刊、看缩微、吃简餐、泡图书馆的日子是很充实的，也成为了美好的回忆。史料搜集了很多，文本也看了很多，但是论文框架总是搭不起来，就像散落在地上的珠子，无法串起来，心急如焚。最后，在赵老师的指导下，我用报刊统领全文。按照报刊的背景来分类，框架很快搭好了，论文很快就顺利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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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因为经过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外国文学译成中文，其生产、传播、影响等都在中文世界，因此可以说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这也启发我们，研究翻译文学可以放在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在研究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时，我看了许多上海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背后是中国近代史。不同学科的分期是不一致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的历史。在博士论文撰写和修改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书目，努力把翻译文学研究与历史语境、文学场域结合起来，呈现思想史的脉络，体现翻译话语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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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博士毕业，博士论文断断续续修改了三年多，自己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终于诞生了。2020年3月，《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研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赵老师在封面推荐语中写道：“因为近年来一直在做报刊研究，又指导了这篇博论的写作，所以能够体会到建丰在这里花了多少工夫。他搜集辨析史料的工夫很强，加之问题意识明确，因此有诸多新的发现。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有人谈过，但从报刊角度进行系统梳理的著作，这还是第一部，可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赵老师写的这三句话，我都能背过，反复琢磨体会。赵老师平时不经常表扬学生，所以我能感受到老师的推荐语是沉甸甸的。除了肯定和表扬之外，我想皇家永利,皇家永利网站的是鼓励和鞭策。其实，自己的短板很明显，理论水平不够，论述有待加强，这也是以后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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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出版，算是进入学界的敲门砖，也是自己的根据地。首先要把根据地经营好，围绕相关问题继续研究。此外，要在此基础上，稳步向外拓展，包括横向和纵向的拓展。博士毕业后到福州大学工作，发现学界对抗战时期福建翻译的研究不多。1938年5月，福建省政府由福州迁往永安，由此永安不仅成为福建战时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我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直到1945年10月，永安一直是福建的战时省会。因此，我想可以借鉴博士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对抗战时期永安的翻译史进行研究。纵向来看，抗战胜利后，许多作家、翻译家返回上海，但是很快战火又起。从1945年8月到1949年10月，短短四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从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很复杂，也很有趣，历史系、中文系学者对这段历史做过大量的研究。我作为翻译史研究者，自然也希望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

翻译史研究天生是跨学科研究，涉及翻译学、历史学。翻译文学史则涉及翻译学、文学、历史学。现在自己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翻译文学史，文学只是文化多元系统的一部分。2017年，国务院学位办将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十三个二级学科调整为外国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五大学科方向。这一新变化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研究者一方面要做好语言学、文学、翻译学基础研究，另一方面要做好跨学科研究。这是新文科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学习，拓宽知识面，文学翻译外，还可以关注社科翻译、科技翻译、军事翻译、宗教翻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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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献学·翻译文献学

文献学，在中文系叫做古典文献学，在历史系叫做历史文献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继承和借鉴了古典文献学，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2012）、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2014）、朱金顺的《新文学史料学》（2018）、陈子善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2020）等。文献学主要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辑佚、注释、辨伪等。读博时，认真学习过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对辑佚非常感兴趣。就现代作家而言，鲁迅作品的辑佚成果最为丰硕，影响最大。当时，自己可谓初生牛犊不畏虎，尝试考证鲁迅的佚文，因为考证的是鲁迅的笔名，没有明确的结果。但是在请教专家的过程中，学到很多，对辑佚有了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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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鲁迅之外，我还考证过胡适的佚文。上文谈到，在参加翻译史研究暑期班之前，我曾通过邮件向黄克武老师请教胡适佚文的问题，没想到黄老师很快回复，并将文章推荐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办的刊物《胡适研究通讯》。文章20多天之后就发表出来，且是当期刊物的前两篇，文章署名“胡适著，王建丰提供”。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刊物寄来的一笔稿费。后来，我尝试把发现胡适的一篇佚文《中国抗战的前途》进行论述，写成论文《胡适论“持久战”》，发表在《安徽史学》。2019年，我在台湾访学的时候，发现《中国抗战的前途》收入了新版的《胡适全集》。上述经历对我是很大的鼓舞，也坚定了我辑佚工作的信心。这里自然要非常感谢黄克武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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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翻译史研究暑期班，有半天的文化考察时间，我们同学一起到毛泽东故居参观。说来很巧合，从湘潭返回北京，我很快就发现了毛泽东的一篇佚文。但是从佚文发现到论文打磨，再到公开发表，却经历了漫长的五年多时间。中间的过程十分揪心，但后来仔细想想，五年能够发现并发表一篇，是很好的事情了。这期间，我得到了很多领导、师友的指导与帮助，借此机会一并表达感谢和敬意！2020年10月，拙文《〈抗日路线〉与毛泽东佚文》刊于香港《独家人物》2020年第5期，新发现了毛泽东佚文《把太平的空气变成战争的空气》。专家认为此文是中共党史界的重大发现，对推动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战史研究、陕甘宁边区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具有特殊的意义。2020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27周年，有多家公众号转发该文。2021年3月，论文被多家网站、微博、微信转发，阅读量8万多人次。论文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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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下，邓拓负责编辑、晋察冀日报社编印的《毛泽东选集》出版，这是最早的《毛泽东选集》版本。建国后，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早期文稿》等大量文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出版了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10卷。2013年，香港润东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全集》52卷。多年来，无数国内外专家学者为毛泽东文献的搜集、整理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汗水，按道理，新发现毛泽东佚文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茫茫文献之海，竟然还有遗漏的明珠。这也启发我们：做研究不能迷信权威，要具有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大胆假设，小心考证。既然发现了毛主席的一篇佚文，那么是否会发现另外一篇呢？考证，一直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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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在涉及重要作家、翻译家的时候，我从笔名的鉴别、佚文的发掘入手。在爬梳上海沦陷时期原始报刊的过程中，我新发现了姜椿芳笔名10个，佚文33篇。发现陈冰夷笔名10个，叶水夫笔名6个，许磊然笔名3个，金人笔名1个。此外，通过对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翻译单行本的搜集、考证，我整理出了《上海沦陷时期出版译著目录》。通过对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对翻译文献学有了初步的思考。邹振环在《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刊登于《东方翻译》2011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文献学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翻译史作为一门专科学术史，当然也应以翻译文献为基础。”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编纂的《中国文献学概要》是我国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1989年，邹振环老师在《翻译文献在历史文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翻译文献”的概念。2011年，邹老师在《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中，又首次提出“翻译文献学”的概念，具有重要的拓荒意义。中国是翻译大国，有着三千多年的翻译历史。在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文学等方面的交流中，翻译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不管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都产生了数量巨大、丰富多样的翻译文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翻译史研究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然而，作为学科支撑的翻译文献学却没有得到学界相应的重视。翻译文献学可以借鉴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以及国外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探讨翻译目录、翻译版本、翻译校勘、翻译注释、翻译辑佚、翻译辨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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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献学是翻译史研究的基础。以翻译版本为例，我们在做翻译批评或翻译史研究的过程中，要有明确的版本所指。所分析研究的翻译文本，要有明确的出版时间、出版社或发表刊物等。因为受时代、作者、作者亲属、编辑、审查官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翻译作品在流通过程中会出现版本的差异。版本不同，会得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史料扎实，论述一般，可以说是粗糙的历史。史料错误，论述再好，是假的历史。通过翻译史研究，我最大的感受是对历史要有敬畏感！我们今天写下的文字，将来也会成为研究的对象，可能被阅读十年二十年，也可能很快就被推翻，湮没于历史之中。因此，做研究要有历史敬畏感，严格要求自己，尽心尽力去做好。

作者简介: 王建丰，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博士，硕士生导师。兼任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福州大学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硕士毕业于山东大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著有《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研究兴趣包括翻译史、翻译文献学、文学史、近现代报刊研究。